IT@龙真杂谈

“爱国者”的困惑

                           文/龙真
   “民族品牌”一直是一个让中国的IT巨子们魂牵梦绕的词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做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在数码相机领域，这种努力、渴望和代价尤其巨大。
   200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日子。在这一天，中国IT业界的几大巨头联想集团、北大方正、清华紫光和华旗资讯联合发起成立了“V815民族品牌推广联盟”。共同宣誓“自主创新、产业报国”。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浓郁的民族情节还在，面对9个日本品牌的围追堵截，华旗爱国者在付出了研发性亏损7000万元人民币的代价后，在2009年春天，终于赢来了数码相机的“春天”。
    据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连锁企业国美的最新统计，2009年1、2月份华旗资讯的数码相机爱国者T60北京地区的销量跃居第一，这也是国产数码相机销量首超日本品牌。蛰伏了三年的它终于开始了对日系厂商的“亮剑”之旅。不管是在北京的街头，还是在各大网站的显著位置，“2009年起，我们都是爱国者”、“我爱国，我自信”等令人振奋的标语都提醒着人们，华旗资讯正在向国际品牌发起新的攻势。
    大打民族品牌和爱国意识的华旗资讯，在阶段性胜利的喜悦背后，充满了艰辛。

高处不胜寒
  “我们的总裁冯军是一个生活在理想中的人。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他从创业第一天起就把公司命名为华旗，意思是要成为中华的旗帜，尽管当时公司只有两个人。”华旗资讯副总裁张永捷向笔者如此介绍十几年如一日始终斗志昂扬、激情澎湃的上司。冯军的信念与坚持，也是华旗资讯企业文化的最好注脚。
    在华旗资讯十周年时，著名广告设计公司奥美给华旗资讯做了一个品牌分析，创造了一个新词aigo。它与爱国谐音，不但与冯军的理想不谋而合，而且在世界各地注册都比较方便。从此aigo（下称“爱国者”）就成为了华旗资讯的英文名称和核心品牌。“实际上，世界人民都会爱自己的国家，对于爱自己国家的人也都是很尊重的。”张永捷诠释着爱国者品牌的外延。她也坦承，虽然华旗资讯与联想和华为还有差距，但公司的心气确实挺大的，架子确实也拉的很大。因为它寄托了冯军希望通过华旗资讯和爱国者品牌来实现自己产业报国的梦想。
    不过，爱国者品牌绝对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这一品牌的提出实际上也是做了一个巧妙的市场细分。张永捷强调，“我们的定位是民族品牌先锋。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中国数码品牌的领袖企业。我们的梦想就是成为令国人骄傲的国际品牌。”这种做中国民族品牌先锋的中高品牌的定位，就清晰的区隔出了该品牌的竞争策略。它硬性的把无形的市场分割成了民族品牌和国际品牌两大细分市场。华旗将自己的竞争对手主要锁定为强势的国际品牌。其实国内很多公司都在走这条路径。但这样造成的一个客观结果就是：它们都通过自己的实力，迅速击败其他民族品牌，成为中国民族品牌的老大，然后利用老大的地位，大打“民族品牌”牌。这样就可以做到：进可与国际品牌展开激烈竞争，退可在中国民族品牌中保持领先优势。事实上，仅仅民族品牌市场本身就已经足够大，足以使一个领先品牌活得很滋润了。而在划分了两个市场的基础上，作为民族品牌老大的爱国者品牌和爱国精神的结合，更使它获得了巨大的品牌势能。
    依托于华旗资讯雄厚的技术、渠道和服务优势，它在移动存储领域的移动硬盘和优盘以及影音视频领域的MP3、MP4上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爱国者品牌在移动存储领域连续九年雄踞榜首，在影音视频领域也一直以领头羊的角色引领着潮流。这些重大成功大大提振了爱国者的品牌美誉度。
    不过，具体的产品性能与爱国者品牌所宣扬的爱国精神如何更好的结合起来，正成为考验华旗资讯的一道难题。营销专家齐渊博告诉笔者，爱国者的这种爱国情怀的定位确实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但要与现实对接却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爱国者的影响力我认为是有的。但它的渗透力不够。高度够了，但它的广度和深度是不够的。”他认为，从品牌的高度上，“2009年，我们都是爱国者”和“我爱国，我自信”广告语中体现出的概念甚至比奥运的主题都要高。既然它选择了爱国者这个品牌，就不能小做，只能大做，越小做，越没有意义。因为这个概念太犀利、太尖锐了，必须要有高端的资源、高端的活动和高端的行为去支持。怎样把民族品牌和震撼人心的社会热点归纳、整合、传播出去，这个中间环节的活动和表达方式是欠缺的。而且，品牌部门都在讲一些宏观的大概念，比如赞助F1和奥运会等，实际上它们帮助的都是爱国者的大品牌，并不能帮助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等具体产品部门。“我认为华旗资讯的很多重大活动都是在做爱国这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很正确。但问题在于，它没有把这种概念变成一种销售行为。”

艰辛的探索
    为了提升爱国者的品牌形象和爱国特质，华旗资讯对于打造这一核心优势不惜血本。其中反响最大的就是它赞助了世界顶级的体育赛事F1。英国《Bussiness F1》杂志透露，它的赞助年限从2007年到2009年，每年的赞助费为1900万美元。F1 赞助商品牌曝光度调查报告显示，在世界知名品牌云集的F1赛事中，aigo爱国者第一年即冲入了品牌曝光度排行榜前十名，被业界称为F1世界里的中国品牌奇迹。此外，它还是欧洲另一重量级赛车运动王中王（ROC）亚洲惟一合作伙伴，亚洲方程式国际公开赛（AGF）车队冠名赞助商，以及2008年奥运会的相关产品合作伙伴等。而这无一不是需要重金投入的项目。
    资源是有限的，打造核心品牌和母品牌的同时，必然存在子品牌资源投入不够的问题。其实，华旗资讯从来都不乏子品牌，它的每个产品品类都会有一个子品牌去支撑，但普遍缺乏影响力。张永捷坦言，在子母品牌上他们也陷入了困惑。一方面，他们鼓励各个子品牌的成长。对于妙笔和月光宝盒等具体业务，母公司希望去掉爱国者字样，直接叫做妙笔和月光宝盒。但在鼓励各个子品牌尽快成熟起来的同时，他们又面临着投入的难题。做响一个子品牌不但要砸广告，还需要很多东西配套。况且，身处消费电子领域，产品生命周期非常短，这也加大了推出强势子品牌的难度。
    华旗资讯急于理清子母品牌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希望爱国者这个品牌能够专注。多个品类混用一个母品牌很容易造成消费者对母品牌联想的模糊，这对于母品牌是一种损害。目前，爱国者品牌被定位在移动存储和数码相机两大品类。移动存储领域采用爱国者品牌，主要是向行业客户倾斜。因为对于行业客户来说移动存储的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技术差距不大、产品质量和服务类似的情况下，民族品牌更具有吸引力，爱国者移动存储产品已经牢牢占据了该领域领导者的位置。不过，从目前来看，华旗资讯的子品牌计划还处于起步阶段。在两难的选择下，很多产品品类还是选择了借助爱国者母品牌的力量来成长，它专注的策略正在遭遇着不小的挑战。对此，张永捷也坦承，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品牌成长，确实是一个痛苦的学习过程。
    目前，华旗资讯对于品牌已经非常倚重。华旗资讯拥有很长的产品线，它涉及视频、音频、存储、相机和DIY等品类，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相关多元化公司。但它的很重要的特色就是很少退出一个成熟的市场。他们一旦打造出了品牌以后，就坚持利用品牌优势奉行“挤奶战略”。既避免向该业务进行大量的投资，同时也可以从该业务中获得额外的现金流。据张永捷介绍，他们目前已经退出的领域包括显示器和GPS领域，MP3业务也已经非主流。主流业务目前都还是盈利的。而且，爱国者目前还促使一些传统业务向有特色的高附加值的产品方向发展。这固然可以带来持续的现金流，但这样做的坏处也显而易见，就是资金来源分散，投入也过于分散，很难集中优势力量做大事。反过来对重点业务的投入造成困难。不过，作为国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华旗资讯还没有上市，也没有进行资本运作，主要资金都来源于企业自身的营收。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华旗资讯的一种无奈之举，这也是目前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接洽融资正成为这家公司的一项重要工作。
     对于竞争更趋激烈的状况，华旗资讯的另一个杀手锏就是“概念营销”。张永捷告诉笔者，爱国者品牌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成为第一，胜过做得更好。在她看来，成为了一个品类里的第一，就会在消费者心智中留有深刻的印象。如果不能成为第一，那就把市场做一个分类，做到这一类中的第一。MP5这个品类就是华旗资讯的一个杰作。“我们抓住了一个市场营销的机会，定义了一个新的类别——MP5。这样会更有利于消费者去认知和使用这样的产品，能够把这个品类独立出来，并帮助消费者尽快去知道不同的功效的就是我们爱国者。”就这样，先发制人的爱国者轻松抢占了人们的心智。“对于MP4到MP5的过渡，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认识，也有不同的争议。其实，这不也是一个很好的营销吗？争论并不可怕，给消费者带来实惠是最重要的。”
    不过，伴随着这种概念的推广，大量的资金投入也难以避免。在这种思路下，公司的资源分配更多地集中到了概念的打造上，其实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对于母品牌的进一步变相强化。它导致资源分配进一步不均，子品牌遭遇的冲击更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目前还难以下定论。但显而易见的是，按照张永捷的说法，它眼下确实促进了产品的销售。

品牌的冲突
    如果不进军数码相机领域，爱国者过去几年也不会过得那么辛苦，它也可以像其他品牌一样选择半路抽身离开这一领域。甚至，手机业务等各项新业务发展态势也都不错，华旗资讯完全可以把它的数码相机业务作为非重点。但它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把这个强手如林的数码相机市场作为主阵地去攻克。张永捷把原因归结为一句话：“爱国者做相机有很深的民族情结。”
    在经过了三年的坚持后，数码相机意外的在欧洲打开了市场。张永捷介绍说：“因为欧洲没有自己的数码相机品牌，对其他品牌也缺乏忠诚度。像我们这种999元人民币的T60在国外100欧元左右的价格非常有吸引力。他们买了，即使不喜欢，也可以放一边去，因为价格不高，所以心态上很轻松。经过尝试以后，感觉还不错，他们会继续去买。”在欧美市场收回成本以后，底气十足的爱国者数码相机在国内也开始了大规模的“降价”活动。
    张永捷坦言，“爱国者的整体品牌形象在同品类产品中是价格偏高、性能、品牌知名度、售后服务各方面都很好，数码相机是我们惟一一个拿出来通过大幅降价让消费者体验的产品，其他的产品我们都仍旧会保持优质优价。数码相机面临的竞争是最为激烈。我们在日系相机的这种围追堵截中，如果想杀出一条血路，就必须用价格去打，这也是惠及国人的，符合数码相机民族品牌这一定位。这确实在品牌性格上与公司其他产品会有不同，但我们去推高端数码相机还需要有一个成长过程。”
    在营销学者赖后翊看来，品牌的延伸本质上是企业市场势能的延伸。爱国者产品的制造商是华旗资讯，长期的宣传推广，使爱国者这个品牌在消费者的心目中成为了企业的代名词，在“爱国者”这个品牌伞的覆盖之下，相关的消费类电子产品都能对消费者产生相应的影响力，而一旦某个产品参与价格战，使得爱国者这个品牌的形象受损时，那么这种损害实质上就是对华旗资讯整个市场地位的损害。而具体的解决办法就是华旗资讯只需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之间做出一定的区隔就可以了，也就是设立一个子品牌。这么做的目的是数码相机降价时，影响的是这个子品牌而不是企业品牌爱国者和华旗资讯的市场地位，因为这种区隔可以使消费者意识到，优秀的企业并不总是只生产高端产品，也可以制造低端的产品，因为降价而使消费者产生的低端化印象就只局限于产品而不会波及到企业。
    但张永捷并不认可这种说法。“我们一直认为，现在之所以要这么努力，这么费劲地去做数码相机，还是因为有很浓郁的爱国情怀在里边。我们绝不希望这个天下被日系品牌垄断。中国所有的电子产品都已经有自己的品牌了，有世界领先地位了。目前惟一的空白点就是相机。我们带着很浓的民族情结，才在这里撑了三四年。所以，尽管爱国者品牌的性格与数码相机行业现状不同，但我们还是会用爱国者这个品牌去支撑数码相机这个品牌。”在她看来，这种利用爱国者品牌作为相机品牌的真义就是给华旗资讯自己和中国的消费者们一种自信。“我们今年喊的口号是‘我爱国，我自信’。全国人民一定要相信自己，要相信民族品牌，民族品牌则通过不断的提升自己的质量、服务来回馈消费者，这样形成良性循环，整个市场就起来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了这种自信，华旗资讯也才能走到今天。它在之前打移动存储和MP3战役的时候，面对的也是包括索尼、LG、三星等在内的强大对手。不过，最后的结果都是它力挫强敌，成就了中国市场的霸主地位。
    华旗资讯在这场数码相机的战役中能否得到幸运之神的再次眷顾还很难说。但作为优秀的民族品牌，爱国者正渐渐显露出的各种品牌困惑也正是中国本土企业品牌战略上普遍存在的问题。品牌不单单是一种营销手段，它也是公司战略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同时，品牌也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公司创立起对于品牌系统就应该有一个周到而详尽的规划。在公司发展过程中，随心所欲的品牌策略只会使品牌系统混乱，最终导致整个公司战略失灵。“品牌无小事”，我们衷心祝愿爱国者和中国的其他民族品牌都能越走越好。

Tags: 爱国者 品牌

3G手机走私是一场合谋？

在竞争对手的3G征程都步履蹒跚之时，联通只要网络一建成，这些走私的3G终端马上就变成了它最具杀伤力的利器，在巨头们的显性和隐性支持下直接向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发起攻击

    文/龙真

　　中国的手机走私潮似乎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不过，最近几个月这一浪潮似乎更加猛烈，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景象。在中国各大城市的手机市场上，诺基亚、索尼爱立信、多普达、LG等众多国际品牌的3G手机已经开始大肆侵吞山寨机的地盘。它们的制式都是国际上最流行的3G标准WCDMA并兼容目前2.5G的GSM网络。更具杀伤力的是它们在价格上与2.5G手机相差无几，可以直接作为目前的2.5G手机使用。而WCDMA标准正是中国本土的TD-SCDMA标准的死敌。这种情况在过去也许不算什么，但现在中国移动已经取得了中国自主3G标准TD-SCDMA的牌照，中国电信拿到了CDMA2000，而中国联通也如愿以偿把WCDMA收入囊中。当下正是一切形势都已经明朗，大家都开始迅速建立网络激烈竞争的时候，这种走私浪潮则颇值得注意。

　　众所周知，这些国际巨头对于中国本土的TD标准即使谈不上恨之入骨，但也绝对没有好感。因为诺基亚、爱立信等巨头都是WCDMA标准的发起者和重要成员以及众多专利的拥有者，它们希望的是WCDMA能够一统全世界，这样它们的权益才会最大化。但中国的TD很显然破坏了它们的美梦，如果TD在国际上进一步蔓延将会更令它们恐慌。但鉴于TD在中国政府眼中的巨大战略意义，以及主推者中国移动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又迫使这些跨国巨头不得不考虑要和中国移动就TD进行合作。而事实上，不管是诺基亚还是爱立信，这些巨头手中其实都握有大量的TD技术，支持TD丝毫不是问题。但正因为制式之争，才让诺基亚和索爱等厂商骑虎难下。

　　不过，国人对于3G的预期已经近在眼前，对于目前流行的2.5G手机的需求已经大幅下滑。在中国目前的2.5G市场位居前列的巨头诺基亚和索爱等要想在3G市场占据一席之地，就必须要另起炉灶。从长期来看，同为WCDMA阵营的中国联通与这些跨国巨头们必将是最坚定的盟友。但目前，因政策上对TD的偏袒，中国联通在三大运营商里是动作最慢的，这让整个WCDMA阵营陷入了空前的被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手机巨头们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领地一寸寸地被对手圈走，而无动于衷吗？既然WCDMA制式的3G终端现在就可以用，运营商还会眼看着竞争对手一日千里，而自己却干巴巴地等着建好了网再推广手机终端吗？

　　恰在此时，中国的3G手机走私潮流开始抬头。不管其背后原因如何，显然这对于WCDMA阵营的每一个成员来说，都不啻于一场及时雨。这些走私来的WCDMA手机，虽然有在国际上串货的嫌疑，有可能搅乱这些巨头们的渠道，但从整体上来看，这对于巨头们却有百利而无一害。一方面，国内的WCDMA网络尚未建成，WCDMA手机在国内渠道尚未开始运营，而国外的成熟渠道大肆串货，这对于国内渠道商来说暂时并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不管是国内的渠道商还是国外的渠道商走货，归根结底受益的都是这些国际巨头们。多串货一台手机，它们就多赚一份利，还提前占据了一份市场。而这其中最高兴的可能还要算中国联通，这家在3G上走得最慢的运营商，在网络尚未建立之前，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国际品牌的鼎力支持，并已经在走私渠道里拥有了这么多的终端用户。在竞争对手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的3G征程都步履蹒跚之时，联通只要网络一建成，这些走私终端马上就变成了它最具杀伤力的利器，在巨头们的显性和隐性支持下直接向中国移动和中国电信发起攻击。

　　由此看来，这场声势浩大的3G手机走私潮更像是某些利益相关者的一场合谋，尽管这显然是违法行为，但在经济领域中，本质上也是市场资源突破壁垒寻求流动的一种表现。

梁念坚出走，摩托罗拉病危

国产软件，请用好“创新”这件武器

龙真

    最近，一家名为永中科技的国产软件公司频频进入人们的眼帘。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曹参先生在国家《反垄断法》在8月1日即将出台的敏感时刻，直接插了世界软件行业的巨无霸微软一刀。他呼吁政府将微软列为中国反垄断法的“第一被告”。随后，国内有些媒体也迅速把反垄断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微软，微软一时成了“众矢之的”。

    微软有没有垄断，这并不是这篇博文讨论的主旨。但有没有理性的读者去认真思考过，除了垄断因素，一些国产软件公司正在利用自己作为“民族软件企业”的独特的话语权在左右逢源？这种趋势才更令人担忧。

有这么一些极个别的企业，无时无刻不在打着保护民族产业的旗号，抨击着国际巨头的垄断；有这么一些极个别的企业，动不动就以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自居，而不断索要国家的政策性倾斜，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他高呼着挑战微软，挑战英特尔，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却号称拥有比这些行业巨头们更好的技术。

反垄断法8月1日即将生效，要想让一部仅有8章57节、却涵盖了所有经济领域的法律立即释放出巨大效能，这显然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反垄断法将能帮助我们的国家和产业创造公平、健康、活跃的竞争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应该用它来保护产业中所有处于弱势地位的竞争者，尤其是那些自持为“国产软件领头羊”，而一味把政府采购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权益的少数企业。

永中科技能够进入政府重点的保护体系，自然体现了其产品已经在行业内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技术上也日渐趋于成熟。但它更应该用创新的产品去赢得市场，而不应该是依赖于政府的保护来分得市场。中国经济正在与全球经济接轨，中国经济必将越来越走向自由竞争，一味依赖政府保护，即使今天能够生存，也必将不能获得巨大的发展。

试想，如果一家以政府保护维持生计的公司，是生存重要呢？还是发展重要？这难免使他们被迫要采取更极端的手段打击竞争对手。打击竞争对手最好的选择就是国际巨头，因为与国际巨头争风，不但可以提升自己的品牌影响力，树立民族产业标杆的形象，更能将原属对方的份额化成自己的利润。而一旦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不但创新能力迅速缺失，而且会形成持久的侥幸心理。如果更多的优秀国产软件公司都陷入了这样的漩涡，那谁又来肩负起振兴民族产业的大任呢？

以海尔、华为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之所以能够在国内市场游刃有余的同时还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就是因为这些企业一开始就保持了独立的生存理念，坚持产品研发创新，以不断创新的产品和服务去满足变化中的市场需求，而不是依靠政府采购的护佑而苟且生存。而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中国新兴企业，凭借独特的服务，抓住特定时期消费者的需求，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互联网代表。相比之下，个别以保护民族软件为名“挟持政府”，以抨击国际巨头来谋取名声，打着“民族主义”大旗、依靠政府采购而生存的的企业颜面何存？

事实越来越证明这样一条真理。不练内功，何以治外敌。政府需要扶持的，是那些具备“差异化”创新能力的本地企业，以及那些能够从商业模式上颠覆现有霸主的、并获得消费者认可的真正的创新公司，而不是一味的庇佑与保护那些仅仅对霸主产品实现“替代”的既无前景又无特色的“问题公司”。这源于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溺爱很可能会葬送了孩子的前程。

电信重组：失民心者失天下

文/龙真

    高达数千亿人民币的电信行业的重组却没有给消费者发言的权利。作为电信服务最终的买单者，我们只能期望运营商尽快提供给理所应当提供给我们的服务并保证最基本的服务质量。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了8级强烈地震，地震使灾区通信联络急剧增多，四川等地长途话务量已上升至日常的10倍以上，加上断电造成传输中断，电话接通率降低。灾区的通信系统30多个小时过去后，仍然是不畅或不通。通信系统的畅通关系到救灾工作能否顺利开展，是整个灾区人民的生命线。工信部不得不提出建议：用户通话尽量简洁，以缓解通信网的极度拥堵，最大限度支持救灾。

    我国3G迟迟不上的弊端在这次地震中暴露无疑。突发事件发生时，人们第一需要不是数据而是语音服务，这时3G强大数据处理能力能够自动转换为语音处理能力，可以容纳和解决更多灾区通信，保障灾区语音通信的正常使用。而这是缺乏3G支持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使灾区白白损失了多少无辜的生命！

    中国对自主研发的TD-SCDMA的3G国际标准的偏爱已经成为了电信重组的最大制约因素。为了保护3G自主标准和适时调整电信市场结构的双重目标，电信重组数年来层出不穷的传言已经让关注它的人们达到了麻木的地步。2008年国际电信日过后，人们期盼了多年的电信重组终于拉开了序幕。

迟到的重组

    在中国的广大消费者中，有一个人数高达8000万的群体，把这么大的人群联系起来的是一个叫做“小灵通”的通信终端。它采用是一种源自日本的，已经被淘汰的技术。在当时网络尚未覆盖或者移动运营商资费较贵的地区，小灵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其鼎盛时期用户超过一亿大关。由于没有全业务牌照，希望借助小灵通在移动通信领域打擦边球的固网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为其投入重金在全国建立了数目庞大的基站，据悉基站数量高达100万个，是中移动的3倍多。而今，随着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等移动运营商基站的增加和资费的下调，小灵通陷入了困境。基站建设、终端设备和运营成本，这些数额庞大的费用最后的买单者最后都落到了消费者的头上。北京一位王姓的女士愤慨的说，“如果早日实现了电信重组，固网运营商们拿到了全业务牌照也可以做移动业务，我们又怎么会选择小灵通呢？我很久不用小灵通了，现在看来小灵通真是白买了。”

    一位业内人士愤慨的表示，中国已错过了电信重组的最佳时机，如果2005年重组，三网融合的进程就不会到今天都推而不动，就不会落后于国际电信强国，消费者也不会承受如此低效的服务和如此高的费用；如果在2006年重组，TD-SCDMA产业化的进程决不会象今天这样步履艰难，TD面对诸如系统与软件等方面需要攻克的难关也不会如此地孤军奋战，而电信市场结构的失衡更不会恶化到今天个别运营商已濒临财务崩盘的地步，而消费者也不会对国产标准如此丧失信心；如果2007年实施重组，至少还可以得到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给所有人看到一丝希望，但这一切都没有实现。

    为什么电信重组的呼声如此强烈，而动作却又如此迟缓？国家发改委研究员史炜指出，此轮电信重组绝不仅仅是一次国有资本优化的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利益集团博弈的产物，而是一次特殊的权衡结果。这不是一个公平和效率的概念，但却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必须做出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特殊的发展成本，诸多次的权衡没有理论依据，但却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和可操作性。

    显然，电信重组的背后只能是是政府买单。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重组就是国家和运营商的事情，与市场和消费者无关。政府的国有资本优化和利益集团博弈就应该忽视消费者利益吗？事实上，政府买单的费用很大部分也毫无疑问的来自于基本上覆盖了中国公民三分之一以上的使用电信运营商服务的消费者。

    不过电信重组客观上还是给消费者带来了实惠。议而不决的电信重组使当事的运营商们受到极大困扰，由于未来走向不清，消极等待的心态非常明显。电信重组直接指明了未来的走向，这迫使各大运营商要想图发展，就是需要在网络建设、新业务、服务水平上下功夫。这些产生的效应，最后的获益者还会是消费者。电信重组完成了产业的重构，减少了一个主导运营商，一定程度上也是减少了一个网络的建设，减少了重复建设。国家相关部门已经宣布，电信重组完成之后，将会发放3G牌照。这意味了中国消费者可以跟上世界发展的脚步，通过更先进的电信技术，使用更多的电信业务。这对于消费者也是有利的。

降低期望值

    从出发点上就漠视消费者需求的重组已经在进行之中，重组之后的运营商能否让消费者感到切身受益，这才是消费者关注的焦点。

    电信重组过程中首要的是平稳过渡，保证质量，政策一致。虽然运营商们都信誓旦旦，但对于消费者而言，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也都难以得到保证。单单是人员和设备都已经让运营商们手忙脚乱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指出，几年前网通集团整合小网通，员工数量是一百比一，整合了五年才尘埃落定，其结果是小网通全体“出局”。这次的人数比例为五比一，而且固网运营商的希望寄托在移动业务上，但占员工绝对多数的固网运营商又对移动的业务技术不熟悉。短期内用网通员工提供移动服务，如何保证服务质量值得人们思考。阚教授的另一个疑问是，联通的C网和G网除了无线设备外，无论在网络、机房、设备、人员等方面，都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无法分割。如果强行拆分，将是又一次大规模的重复建设，而且不短的时间内，两个网都无法正常运营。如果连设备分割都没有头绪，产权和责任不明确，又谈何为消费者服务呢？

     电信重组后运营商要做的就是增强竞争，增强用户体验。通过这次重组，此前由于牌照限制，市场上是错位竞争，竞争实力不均衡，竞争不充分的情况正得以解决。在竞争加大的环境下，如何吸引消费者已经是运营商要考虑的首要课题。但在消费者最关心的资费问题上，得以降低的可能性却微乎其微。因为目前手机通话费用等已被分解到各种各样的套餐中去，降价余地有限，不过固网和移动运营商的结合可能催生出“手机－固话”组合套餐，这在价格上可能比单纯的单一网络套餐更加实惠。

    小灵通用户和铁通、卫通的消费者正面临着转网的问题，其中小灵通的形式更为严峻。2007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基本停止了对小灵通的投资。虽然固网运营商们“绝对保证小灵通用户的服务”。中国电信购买中国联通C网后，中国网通并入新联通后，小灵通用户如何转网暂时还没有定论。虽然在新的两大运营商们至少在半年内，可以肯定在网的小灵通用户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但当他们的移动网络部署完毕了呢？面对3G，小灵通的用户们不可避免的又要重复数年前寻呼机用户的命运？

    面对着电信重组和即将到来的3G潮流，带号转网政策再次成为消费者们关注的焦点。一份网络调查中，有13.3％的网友表示支持这一政策全面实行。14.17％的网友投票认为，如果不实行带号转网，换网还要换号，实在是太麻烦了。已经呼吁了多年，国家也明确出台了相关法规，但这一政策在运营商之间就是难以推行。业内人士分析说，“带号转网”技术简单，成本投入也并不很大，但中国特殊国情下，每个手机号码上承载了太多的品牌资产。例如中国移动就成功地打造出了“全球通”、“神州行”、“动感地带”等电信服务的客户品牌，并掌控着与其相关的特定用户群。为了抢夺用户，在运营商们尚未找到其他载体来承载品牌资产之前，对“带号转网”的抵制也就在所难免了，这一抵制即使在3G出现后也在所难免。

TD的尴尬

    作为消费者，电信重组的结果他们并不关心，至于3G牌照之类和自己的手机终端采用的是什么标准的问题更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了，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有过硬的通信质量就足够了。但作为国家，TD-SCDMA承担着中国电信行业自主创新，与国外标准竞争的重任，不得不千方百计的重点发展。因此，推广TD标准就成了电信重组和3G牌照发放之前的重中之重。而吸引中国的消费者正是TD标准能否做好的最关键因素。这种用户的不“感冒”与国家急切推广的矛盾成为目前中国移动通信行业里最具挑战性的难题之一。

    据悉，国家正准备一方面把国际标准WCDMA牌照颁给新联通，CDMA2000牌照颁给新电信，另一方面却希望目前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仍占据绝对优势的新移动能够挑起支持TD-SCDMA的大梁。事实上，中移动对TD也并无信心，但身兼大任，它只好放手一搏了。

    虽然面向的是消费者，但没有终端设备厂商的支持TD必将是无根之木。据悉，目前支持TD的终端设备只有38款，与其他两大国际标准根本不可同日而语。而这些设备提供商中除大唐、联想、华为等中国本土企业外，摩托罗拉和三星虽然象征性的拿出了几款产品，但支持力度上明显不足。而另两大世界巨头诺基亚和索尼爱立信对此则置若罔闻。

    虽然支持设备较少，但中移动正在这个领域开始了一场创造性的宣传攻势。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TD-SCDMA的广告已经铺开。这是一个崭新的宣传策略，历史上人们很少对一种标准进行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在人们看来，标准只是一个技术体系，并不会成为直接的商品。这就像消费者并不会关心每个产品零部件的构造和性能，他们所关心的只是最终消费品的整体效能一样。把TD-SCDMA技术以一种品牌的方式运作无疑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如果要统治一个产业，如何使一种技术能更好的为消费者接受，除了产业内部推动以外，利用产业外部的力量制造影响力则是一种更重要的途径。而通过外部消费者来认识这一标准的重要性，并成为共识后，将极大地缩短产业上游和消费者终端之间的距离。当TD标准成为消费者购买3G手机的首选，而手机品牌都退居次要地位时，中移动所主导的封闭的产业链条上的终端设备的招标没有理由不遭遇疯抢，TD标准也不可能不占据市场主流。　　

    然而现在的问题是，已经快令国人信心不足的TD-SCDMA技术标准的质量怎样才能重新被消费者们认可呢？如果TD久久不能得到认可，那这次重组的意义又有多大呢？

三星的成功悖论

人们习惯于把那些成功的世界级企业当成学习的榜样。实际上，很多这样的巨无霸企业却在为自己利润的高速增长和社会地位的不断上升而苦恼

    文/龙真

    今年是韩国IT巨子三星集团迎来70周年的日子。此前，三星集团计划，要以创立70周年为契机推动集团实现“再次飞跃”。它还计划在6月将三星电子和集团战略企划室总部搬到位于江南站的“三星瑞草城”，开启“江南新办公楼时代”。而这次搬迁，还有着另外一层更为深远的意义，李健熙的独子李在镕(Lee Jae-yong)将正式升任三星集团的接班人。但一场诉讼让三星的这些设计都化为了泡影。
    六个月前，三星前任首席律师金勇哲(Kim Yong-cheol)指控公司存在系统性的犯罪行为。李健熙及其他3名三星集团高级管理人员涉嫌利用1199个匿名账户，动用秘密资金买卖集团子公司股票，牟利5.69亿美元，逃税1.14亿美元。此外，李健熙还被控采用不当手段，将集团领导结构中最重要的“爱宝乐园”经营权转让给其儿子李在镕；并默许“低价发行爱宝乐园可转换债券事件”，造成至少969亿韩元的损失，构成了渎职罪。而后整个丑闻演变成了国民针对这家公司以及创始人家族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性声讨活动。一旦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的严重后果，不过人们质疑韩国政府会对他网开一面。
    4月22日，掌管三星集团长达20年李健熙宣布辞去三星董事长一职，为他过去的错误负责。与此同时，李在镕也辞去了集团旗舰公司三星电子首席客户官(CCO)的职务，将远放海外锻炼。
    专家认为，随着李健熙黯然下台，三星一个统治时代已经结束，未来将进入“重塑调整”期，三星这个巨无霸的再成长之路荆棘满地。

国民的愤怒
    三星集团的崛起壮大不仅在韩国是个奇迹，也让全亚洲乃至整个世界为之侧目。到2007年底，三星集团在近7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近300多个法人及办事处，员工总数19.5万人，业务涉及电子、金融、机械、化工等众多领域。它现拥有60家子公司，其中15家为上市公司，全部市值超过3000亿美元。三星旗下公司去年总收入约1500亿美元，相当于韩国GDP总量的1/6。旗舰公司三星电子的年出口额接近韩国出口总额的1/5，在平板电视、闪存等9个领域占据了全球市场份额第一的位置。三星电子现在在全世界电机、电子业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前三甲”的行列，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德国的西门子和美国的惠普。它的最新目标是在2009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电子厂商。
     三星集团的崛起和壮大，和李健熙的成功经营分不开。因为李健熙享有的名望和影响，英国《经济学家》指出，他在1996年因为行贿被判刑2年缓期执行，而到1997年却得到豁免。路透社则这样形容李健熙在韩国的独特地位：“公众场合罕见他的身影，他说话轻声细语，但只要李健熙咳嗽，韩国就会感冒。”美国《新闻周刊》则直接用“幕后帝王”来形容他的权威。
    作为韩国的经济发展的地动力引擎，三星电子承诺今年将新增17000个就业机会，并投资579亿美元发展国家经济。尽管三星做出了这么的贡献，但韩国社会、公众对李健熙这样的富豪的印象并不好。据一次问卷调查，“你对富豪是否尊敬”，竟有40%的被访者作了否定回答，肯定的只有33%。2005年，高丽大学授予李健熙荣誉博士学位的活动，因遭到该校学生的强烈抵制而差点流产。
    目前，“反三星”在韩国正成为一种潮流。潮流的起因集中在李健熙的丑闻上，他们担心李健熙会被得到豁免这将触犯民众利益。同时，对李健熙为儿子争取继承权的问题感到不满。《朝鲜日报》主编姜天锡认为，反三星的思潮背后是社会底层隐藏着一种不安，即三星以及和三星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企业可能想跨越企业的界限，干涉、掌握并支配政治、社会、文化、艺术、媒体等领域。有不少国民担心，等到支撑大韩民国的各种组成要素之间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三星狂风面前无可奈何地崩溃时，这种危机可能会演变成韩国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总体危机。
    三星也早就开始努力试图把民众的这些不满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去。三星方面经过内部分析表示：“随着我国社会转变为平等和多元化的结构，企业的作用进一步增大，而且从金融危机结束之后，三星与其他集团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而引发了这种现象。” 不少三星人士在公开场合认为，问题是其他企业跟不上三星发展速度产生的问题，但舆论却好象是三星出了问题一样。三星不仅对国家经济做了贡献，还通过各种社会活动促进了社会发展。影响力变大了就好象是公司有什么问题，真让人难受。不过，三星在2006年还是拿出了8000亿韩元有史以来的最高捐献额，希望能平息此前的反三星舆论祸端——“不纳税的经营权继承”。不过，检察机关却并没有就此松手，在民众中的收效也甚微。
近期，特别检查组对三星调查细节的披露也引发了公众的反感。“即使进行传唤，三星方面也不予理睬，并千方百计阻碍调查。” 面对公众的批评、政府的限制，三星等财阀以及韩国右翼媒体则认为，这种反三星论调是韩国社会出现的“反企业”、“反市场”情绪。
    三星集团与韩国国民的冲突只是跨国公司与民众间冲突的一个缩影。随着跨国公司的兴起，全球化的浪潮下，为了更为有效的管理和控制各种风险，各个跨国公司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宣扬一种全球治理的观念。
    全球治理竭力突出权力运行向度的多元性，它强调管理机制不能主要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要靠合作网络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全球治理是一种“网络治理”，而跨国公司在这里应该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虽然跨国公司在全球治理过程中还存在着合法性的不足、协调的不足、服从的不足等等问题，但他们在权力的追求上依然孜孜不倦。类似于三星这样的公司的商业决策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影响，但是受到这种影响的公众却无法通过政治活动对这样的决策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施加影响。在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看来，这是一种“有组织地不负责任”(organized inesponsibility)行为，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套话语来推卸责任。而在国民看来：尽管个人的风险意识在不断提高，对许多风险的了解也在加深，但是在某些后果严重风险面前常常反应过度，作出非理性的反应，尽管这些风险只是可能要发生的。此外，个人在风险判断上越来越信任专家系统，但是专家系统本身也在风险的认知和解决上存在着内部争议，权威性受到了质疑，因此个人应对风险的方式更加个人化。在韩国正在发生的一种现象就是，一向对民族品牌怀有深刻感情的国民正在做一些为了给民族品牌下马威而缺乏理性的行为。一家跨国投机资本Sovereign为了吞掉全球能源品牌SK展开攻势时，一些市民团体还鼓励和称赞Sovereign说：“海外公司正在替政府完成解体财阀。”
    面对这种看起来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贝克站在政治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方案：用分化的政治来取代中心的政治。其核心思想是，民主政治不应该仅限于政府的代议制体制，政治应该是没有中心的，在任何垄断者可以进行自我控制的地方都应该提供进行批判和民主控制的渠道。原本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之间划定的僵硬的界限必须要打破，传统认为科学活动、工商业活动都是高度自主独立的领域，不受公众影响的观念现在必须改变。按照贝克的说法，三星在韩国向政治等各领域的渗透并不应该成为国民质疑的焦点。而作为一家具有强大社会影响力的公众公司，三星也必须服从韩国国民的意愿，接受国民的民主控制、批判和监督。这就对韩国国民观念和三星的内部治理都提出了严峻挑战。
不过，随着韩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三星在韩国股市中权重正在不断下降，而三星国际化布局还在不断加速，它与韩国本土企业和国民的联系也正相对减少，这也都客观上有利于缓和三星和国民间的矛盾。

创新的瓶颈
    三星电子的高管众口一辞地认为，2008年第一季度的业绩比预期要好，而且这次业绩好得不能再好了。三星电子专务李仁用说，今年的净利润或将再创历史新高。三星电子业绩好转令其股价迅速攀升，年初51万韩元的股价在4月1日已高达63.6万韩元。
    同时，三星和韩国正陷入一种受宠若惊的氛围中。日本最大的家电企业松下电器于1月10日决定舍弃企业成立后使用了90年的公司名称“松下”，将公司名称与品牌名称统一为原本用于出口的品牌“Panasonic”。日本媒体称，这一日本的“国民品牌”更换公司名称的原因之一是“品牌效应不如三星”。这被认为是继打败日本消费电子巨头索尼之后，三星对日作战取得的又一辉煌成果。
    尽管捷报频传，包括三星高管们仍不免忧心忡忡。三星内部人士告诉笔者，业绩提升主要得益于汇率变动，这与“根本性的好转”还相去甚远，只不过是数字游戏罢了。有人甚至认为，因为在接受特检调查期间三星未能进行新投资，业绩才实现了“表面上的增长”。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三星面临的困境还有主要出口市场、美国市场的经济滑坡等大的经济环境。三星战略企划室的一名人士忧虑地表示，虽然眼下看起来很好，但目前的经营空白所造成的影响将在1~2年后逐渐显现出来。
     以消费电子为主业的三星，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疲态已经显现。在2000年至2004年，三星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率。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后，接下来的2005年和2006年，数字不再耀眼。2007年，情况同样不容乐观，三星电子在当年第二季度只获得了9100亿韩元的营业利润，远低于往年的水平。但李健熙却并没有进军新领域的计划。2007年7月，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应该先把现有的事业做好啊，不然一味地扩大事业版图怎么行呢？”接着他还补充说：“不那样做。现在已经被称作三星共和国了……”
    高丽大学经营系教授张世进认为，三星电子正慢慢丧失创造力。三星的成功正是来自于它的标杆管理（Benchmarking）方法。标杆管理又称基准化管理、参照管理，它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新型管理方法，它是企业为对付最强硬的竞争对手而进行的一种持续不断的学习过程。1993年，李健熙提出了新经营活动后，正式启动了标杆管理的战略。
    三星在消费电子领域模仿的对象是索尼和松下，重工业模仿的对象是三菱，库存管理学习的是西屋电器、苹果计算机、联邦速递，顾客服务模仿的是施乐，生产作业管理学习的是惠普和飞利浦，新产品研发学习的是摩托罗拉、索尼、3M，采购与调配学习的是本田、施乐、NCR，质量管理学习的是西屋和施乐，销售管理学习的是IBM和P&G……三星的学习领域涉及了流程管理、业务管理和战略管理的各个方面。三星通过全方位学习，针对每个跨国公司，学习它们最擅长的一部分，确保使自身成为“全能冠军”。目前，三星已经成长为多个领域的领跑者，很多它原来模仿的对象转而向它学习，在它看来也已经很难再找到模仿对象了。事实上，在标杆管理中，在现有优势方面保持好的绩效与建立竞争优势还有不同。企业竞争优势的实质在于，比那些模仿你竞争优势的竞争对手们能更快的创造出明天的竞争优势。因此，只有在实施旨在改进目前绩效的标杆战略的同时，注意培养自己获取、整合和创新知识能力的企业才有可能培育出真正的竞争优势。这意味着，获得巨大成功的三星还要在外部细分领域发掘新的标杆对象，从而推动自己不断学习创新。事实上，企业在进行标杆管理时，往往是对标杆的模仿和学习，从而忽略了原生性和自发性创新。直到目前，三星虽然拥有3000名博士以上的研发力量，但却没有出现一款类似于苹果的iPod 或者索尼的PS游戏机之类的革命性产品。张世进认为，业绩不佳、害怕问责的三星经营者和工程师们如果不能跨越缺乏创造力的门槛，三星必然会面临危机。而目前三星目前所要做的不但是在标杆管理上继续寻找新的标杆，还要跳出标杆管理的模式，探索革命性的创新能力的实现路径。
    此外，三星电子的飞速发展引发了世界各大巨头的隐忧。三星电子一贯坚持的各种产品都由自己工厂生产，与各巨头配合较少的策略，这在OEM盛行、合作共赢的时代与各巨头们理念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而三星规模化大生产的成本优势也让巨头们感到了威胁。各家跨国企业从2004年起，也组织了“反三星电子”同盟，对三星展开了集中牵制。参加牵制的企业有诺基亚、英特尔、东芝、TCL、友达光电等多家世界一流企业，牵制的主要目标正是三星电子的三大支柱产业——手机、闪存、LCD。
　　2月26日，索尼公司正式宣布与夏普联手成立第十代液晶面板公司，这令三星电子如临大敌，整个三星集团都陷入了一片恐慌中，因为这意味着三星将独立支付数十亿美元去独立建设面板生产线。不过随着索尼在4月追加和三星合资的面板工厂的投入，这终于让三星松了一口气。但事件过后，在产业链上如何和其他巨头们合作共赢，以避开各大巨头的追剿，正考验着三星电子和三星集团的观念和勇气。

无头之鸟
    三星电子学习索尼建立了与其有着惊人相似的经营体系。在产品结构上，它们在世界上都具有一流的水平。不过，索尼最近却陷入了经营的“泥沼”，甚至需要“请教”三星电子。张世进解释道：这是因为从创业者转向专门经营者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些混乱。继索尼总裁盛田昭夫、大贺典雄之后，出井伸之等接班人厉行过于频繁的组织结构调整，将索尼经营体系转换为松弛的网络体系，使得经营效率大大降低。从而导致中央调整功能逐渐弱化，出现每个事业部各个跃进的局面，不仅创意性产品的开发出现低迷，还丧失了投资的绝佳时机。与此相反，三星电子方面则由强势的李健熙适当控制各个事业部，迅速作出投资决策，从而取得了赶超世界龙头企业日本企业的成果。芯片、LCD、手机等领域就是其典型例子。“并非是网络经营体系不好，才导致索尼效益不景气，而是三星的‘组织流程’及‘领导力’远远胜过索尼，才能够赶超索尼。”
    不过，在张世进看来，三星式经营也并不一定是最有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组织的倦怠感”。三星拥有美国或日本的跨国企业所没有的权力组织“秘书室”（自2007起名称变更为战略企划室）。它负责调整三星电子的各事业部乃至所有三星子公司的经营事宜。他说“随着秘书室的作用越来越大，三星成员认为自己受到了秘书室的监视和辖制。由此组织的倦怠感提高了，甚至出现了‘恐惧经营’ (fear-based management)的企业文化。”以李健熙一人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式”经营也是问题之一。强力的领袖经营和以总裁秘书室为中心的经营在选择和集中战略、快速经营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其跃进了世界巨头行列。但这种经营方式能否适应未来的经营环境则令人怀疑。他认为，如果说索尼是因为总部的调整能力过于疲软而招致了危机，那么三星的问题却在于总部的权力过大。
    事实上，三星的这种集权策略并不是有意为之，这也是由其韩国财阀的性质决定的。作为财阀，李健熙利用了在子公司之间交叉控股来实现投票权的集中，同时，利用家庭或亲属来搭建附属公司管理人员的私人纽带网络。基于集中的投票权和贯穿附属公司的私人纽带，三星确立了集团控制机制，而控制所有附属公司的机构就是作为协调处（Coordinating Office）的三星集团战略企划室。它负责人员、财务和信息的主要调派，筹划新的商业投资，提出集团战略，平衡协调附属公司之间的利益冲突，处理公共关系、广告和法律事务。这些活动立足于集团利益，严格接受会长的密切审核。战略企划室事实上扮演了整个三星集团重大决策、资源分配的核心角色。然而，它只听命于李健熙一人，而不是向全体三星股东负责。它的整个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可谓是典型的黑箱操作。正是这一决策体制导致三星能够长期建立与隐瞒庞大的秘密基金，而这一基金的主要目的是为李健熙家族服务。
    面对民众对这一机构的指责，宣布辞职的李健熙表示，将解散公司内部这一位高权重的部门。但是它的裁撤将对三星未来走向产生巨大不确定性。选择和集中战略、快速经营等三星的立身之本可能将因此丧失，失去了“大脑”的三星集团将成为“无头之鸟”。随着三星集团结构走向松散，一直起到集团智囊团作用的三星经济研究所的作用可能将得到提升。不过经济研究所目前在整个公司中只起建议作用，当然这也不排除以后它会被授予更多的权限。
    从7月开始，三星的总经理团会议将升格为总经理理团协议会，肩负起讨论集团所有悬案及调整分公司之间业务的重任。三星方面称：“目前正在讨论如何制定总经理团协议会的功能和作用以及会议的进行方式等问题。再怎么说都是协议组织，因此预计很难起到调整分公司之间的利害关系的作用。”韩国大信证券分析师Kwak Byung-Ryul表示：“通过改组，或许职业管理人将在三星集团中发挥更大作用，公司管理透明性将有所加强。” 但同时，三星各子公司将进入无限竞争状态，他们将不再为与其他分公司的合作关系费神，只凭自身的业绩接受评估。在自主经营体制下，围绕着各事业领域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三星电子因独立推进数码相机开发事业，而与三星Techwin产生过摩擦。目前，在新一代显示屏能动型OLED领域，三星电子也正与三星SDI展开竞争。除内耗外，外忧也开始暴露。日本《日经新闻》报道说：“日本电子企业将把这个看作是重新夺回被三星电子夺取的市场的机会，加强攻势。”
    虽然李健熙辞去了董事会主席职务，李氏家族仍然掌握着三星的多数股份。在韩国人们普遍认为，在一段避嫌期过去之后，李氏的下一代将重掌公司大权。但不容质疑的是，即使李在镕即位，李健熙所期待的家族企业和财阀体制已经再也不会回来了。韩国知名经济学家Yun Chang-Hyun说：“从短期内看，三星集团应给予旗下子公司更多市场运营权。但着眼于长期发展，三星应设立一家控股公司，使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财务核算各自独立。”
    不过，三星集团内部对于这种近似于分拆措施的悲观情绪仍在上涨。三星集团的一位相关人士表示：“现在我们能做的都做了。但令人担心的是，三星变成这个样子还能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下去吗？”

校内与Facebook之争已在所难免

电子邮箱市场走向衰亡？

邮箱领域已经不只是饱和的问题，它正越来越生死未卜

文/龙真

　　电子邮箱市场强烈依赖广告的模式，终于到了不得不做出改变的地步。近日，搜索巨头百度发力邮箱市场。不过它没有选择自己做，而是收购了一家与腾讯此前收购的Foxmail功能类似的Koomail邮件客户端。这固然体现出了百度收购切入点的高明，但收购这家毫无名气的终端厂商背后，其对于目前邮箱市场白热化竞争的无奈也暴露无遗。

    就在三四年前，人们还在为能拥有网易20M的邮箱而欢呼雀跃，因为当时邮箱普遍只有5M，甚至在2003年左右时，邮箱提供商们还一度企图进一步限制邮箱的用户量，为邮箱收费做准备。但Google的1G免费邮箱迅速葬送了国内所有邮箱提供商的美梦，Gmail也因此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自己的地位。国内邮箱提供商们被一棒打回现实，不得不跟上Gmail的步伐，终结了限制容量，甚至企图收费的美梦，以网易、新浪、雅虎中国等门户主导的邮箱战国局面形成。

    然而，如果说Google的免费打开了邮箱的潘多拉盒子的话，那么2007年下半年hotmail的5G升级则是让邮箱市场走向了无穷容量的不归路。因为无穷的容量，意味着邮件服务提供商们要付出更高的成本来满足于更多免费用户的苛刻需求。这包括更多的技术投入，对系统稳定性和系统维护的更多开支，对于大量存储空间的需求等等。而在成本增加的基础上，收入却并不一定会得到明显的提升。

    邮箱占有的网页空间毕竟是有限的，而扩大广告投放面积又很容易招致用户的反感，不扩大面积广告量就无法实现突破。即使实现了精准营销，投放面积的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有效的解决。企业邮箱和VIP邮箱目前增长潜力也并不明显。而百度新收购的Koomail和腾讯的Foxmail等邮件客户端更直接把邮件下载到了本地，直接屏蔽了门户网站们页面上的大多数广告，这也对门户网站们的邮箱收入造成了巨大冲击。

    而每年新增加的众多用户虽然会对邮箱提供商有所选择，但并不能弥补整个邮箱市场的造血功能。广告收入与免费服务实际上付出的成本相抵，邮箱提供商几无所得。如此的恶性循环也导致厂商与投资者将更多的精力与资本投向了游戏等高产出的服务。

     以广告收入主导的邮箱市场已经走向了饱和。但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门户网站都还在这一领域激烈抢夺呢？作为一项基础性服务，邮箱始终是所有网络应用中最具有黏性的业务之一。目前，世界第一大门户网站雅虎中来自邮箱的入口占据了整站的46%，是其第二大入口搜索的3倍。微软live.com的所有入口中邮箱竟然占到了79%，msn.com中hotmail也占到了40%。国内门户中，网易和中国雅虎的邮箱也分别吸引了10%和19%的流量。在流量为王的世界里，所有网站自然不会放弃邮箱这块宝地。

     除了具有黏性的特性以外，门户们正在针对邮箱的入口功能进行深入挖掘。目前，网易、新浪、中国雅虎等都已经在邮箱内集成了多种应用。新闻、博客、股票、招聘、即时通讯工具等几乎所有的互联网应用，都正在被集成进邮箱，以把收入匮乏的邮箱领域的流量尽可能地导向其高附加值领域。门户不愿意放弃邮箱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对邮箱未来的潜力仍抱有信心，不愿意放弃对未来赢利新模式的探索。此次百度收购的Koomail和此前腾讯收购的Foxmail就是对邮件价值的二次开发。但这种开发，只是邮箱市场价值的转移，牺牲的是其他门户网站的广告收益，并没有带来整个邮箱市场的大幅扩容。

    不过随着移动互联融合趋势的出现，邮箱市场饱和的现状有可能得到缓解。跳出广告的瓶颈，通过移动增值业务来为邮箱市场植入活力，从短期来看是个不错的选择。然而随着即时通信工具、Twitter、Blog等新的Web2.0模式的兴起，这些业务的互动和沟通功能都空前强大，极大地替代了邮箱的信息传递功能。而网络存储的兴起更让邮箱的存储功能相形见绌，邮箱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刚刚兴起的移动邮箱业务也受到了这些业务在移动领域的强大压力。

TOM在线失去靠山

李嘉诚入股Facebook的动机

李嘉诚入股Facebook的动机

龙真

　　在微软的投资被视为不可思议后，世界第二大社交网络Facebook迎来了不惧高价的第二个投资者，他就是华人首富李嘉诚。

　　2007年12月初，掌控长实和和黄两大集团的香港大亨李嘉诚投资6000万美元，购买了Facebook 0.4%的股份。据境外媒体报道，这位世界投资奇才是通过自己名下的“李嘉诚基金会”进行这笔投资的。这次入股与10月份的微软投资一样，Facebook同样被估值为150亿美元，并且这家如日中天的美国公司还有可能从李嘉诚那里得到更多投资。同样以互联网为重要业务的李嘉诚掌控的TOM集团则强调自己未涉及这项交易。

　　在此之前，李嘉诚已向互联网领域投资创建TOM在线，但该公司的经营状况乏善可陈。此次再度出击互联网，李嘉诚意欲何为？此外，李嘉诚的华人身份也让业界浮想联翩，认为这一举动将促成Facebook真正进入中国。李嘉诚的锦囊中果有此计？

　　150亿美元空头支票

　　10月， Facebook接受了微软2.4亿美元的投资，给予其1.6%的股份。按照这一价格，这家网站的估值已高达150亿美元，相当于其2007年预期净利润3000万美元的500倍，亦相当于预期营收1.5亿美元的100倍。也正因为软件巨人的热脸相迎，这家成立还不到三年的社交网站引发了整个互联网业界的新一轮狂热。

　　Facebook独特的内容上封闭，应用上开放的架构，实名制的现实社交关系在网络上的延伸的思路，以及注重人们情感交流需求的设计，都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于互联网的过往认识。它发展了以雅虎为代表的门户网站、Google为代表的搜索引擎网站、eBay和亚马逊为代表的电子商务网站之外的全新社交网络形式，它还力图实现一种“网络操作系统”的目标，把更多的网络应用集中在自己的网站上，提供一站式服务，从而取代Windows和Google目前的主导地位。

　　虽然如此，华尔街投资人士还是认为150亿美元的估值明显偏离了价值规律。而事实上，已有观察家指出，Facebook大肆宣扬的150亿美元的估值一定程度上是对微软2.4亿美元投资额的曲解，它隐藏了幕后的与微软的另一笔交易。

　　作为双方交易的一部分，微软取得了Facebook国际站点上的条幅广告的独家销售权，从而在与Google的众多争夺中，获得了一次罕见的胜利。分析人士指出，从上述事实来看，Facebook收到的这2.4亿美元投资中，部分资金至少有被看作是“回扣”的嫌疑，微软希望通过这一方式确保Facebook承认其在该网站的独家权益。在微软的眼里，这2.4亿美元的投资算不上数额巨大，合理并且划算。

　　作为世界最成功的投资家之一，李嘉诚当然知道Facebook获得这笔投资的背景和它150亿美元估值的浮夸因素。但这个投机商人还是选择了以Facebook的表面估值来作为入股的依据，这一点就让人深感诧异。

　　私人投资的名义

　　精明的李嘉诚绝对不会做亏本生意，他此次是通过私人基金会收购Facebook股份。

　　依照常理，与Facebook业务最为接近的正是TOM集团负责互联网业务的TOM在线。笔者获悉，促成此次交易的周凯璇是TOM集团的主要投资人之一，由TOM集团操刀入股事宜，并实现与Facebook的全面合作已经是水到渠成之势。微妙的是，TOM集团不但没有参与入股，还专门对此予以澄清。

　　据笔者了解，TOM在线目前正面临困境。随着中国移动对SP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刚刚收购来的易趣业务的巨额亏损，TOM在线的业绩已经多个季度惨不忍睹。在从纳斯达克和港交所退市以后，TOM在线正在进一步大量裁撤频道和员工，放弃原有的门户地位，以压缩成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为TOM在线注入新的鲜活力量非常必要。

　　不过，李嘉诚通过私人基金投资也并不是没有先例。他的基金会此前投资主要集中在银行股。按照李嘉诚自己的话说，基金会主要投资一些旗下长和系没有投资的领域。此外就是对上市公司来说不太合适的领域。

　　李嘉诚对基金会正越来越重视。他表示：“只要不影响上市公司，日后所有非核心业务，都会陆续放进基金会。基金会是我第三个儿子，将来资产值一定不会少于我财产的三分之一。”值得一提的是，李嘉诚1980年创立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这家基金会主要使命是推动社会建立“奉献文化”。目前，它对教育、医疗、文化及公益事业的支持款项超过十亿美元。

　　目前，这家基金会对新媒体领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近的一笔收购发生在今年5月。它向全球首个提供高清网上电视服务的网站Joost注资约4500万美元，推动这家公司加快产品开发和服务提供，并在全球扩充市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维亚康姆均是该网站的内容合作伙伴，为它提供频道和节目。在已有前例的情况下，李嘉诚基金会启动对Facebook的入股也并不奇怪。

　　长久以来，李嘉诚对于有投资意向的公司，并不会在最热的时候进入，而是等待一段时间后，市场气候往往更为明朗，消费者更容易接受时采用收购的办法介入，成本最低。在Facebook正被炒得大红大紫，但其盈利模式并不明朗、真正收益也并不多的情况下，李嘉诚的进入也让人一脸狐疑。不过，一位亲近长和系的人士透露说，李嘉诚的投资并不总是独立的，或许有一天他会将在Facebook中的资产注入旗下某上市公司。

　　拉Facebook进中国

　　接收了微软的2.4亿美元以后，Facebook的海外发展之路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财力支持。接下来它将与社交网站老大MySpace在全球市场展开激烈争夺。近日，世界网站流量排名机构Alexa数据显示，Facebook日页面浏览量一度超越MySpace。

　　华尔街近日传出消息，“MySpace、Facebook开始重视亚洲市场，而Facebook面对对手在亚洲扩张的势头，已经决定于2008年初开始加速其国际化进程，目前正积极开发中文、韩文和日文的亚洲版本。”而此前，业内普遍认为Facebook将通过并购进入中国市场。国内社交网站校内、占座和搜索网站天网都被认为是潜在收购对象。但Facebook代表称：“在中国市场，我们还没有任何并购计划。”尽管如此，传言并没有停止，最新消息是国内音乐社交网站分贝网正在与Facebook进行谈判。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分析师告诉笔者，李嘉诚以私人基金会名义出资很显然不希望与主业发生冲突，这首先预告了这笔交易与TOM集团没有太大的直接关联。因此，Facebook借TOM在线之力进军中国的可能性并不大。

　　值得注意的却是同样是该基金会入股的网上电视网站Joost。国内互联网分析人士认为，如果李嘉诚携其他股东使Joost与Facebook达成一份使前者融入Facebook，并成为其中一项基本应用的协议，则全局马上改观。

　　一方面，Joost的股东们希望能够扩大影响，另一方面，Facebook希望能整合更多服务，并探索盈利模式的多元化。两家的合作将使Joost的视频广告得到飞速发展，有可能成为YouTube第二，而通过分成模式，可以达到多赢的效果。更微妙的是，通过Joost与Facebook的合作，对移动带宽的需求将使李嘉诚旗下和黄的电信业务从中受益。目前，和黄在全球11个国家及地区有3G业务，但由于需求不足，一直处于巨亏状态。电信业务的激活还可以带动移动增值和支付等产业链的成熟，市场潜力巨大。

　　TOM集团的大股东，同时作为李嘉诚基金会董事的周凯璇在促成后者的这笔交易时，却竭力使TOM集团与Facebook保持距离，这更像是向外界透露一个消息：Facebook进入中国可能采取此前社交网络Friendster的方式，短期内保持美国网站接入多种语言包括汉语的在线社交网络，并不会建立单独的中文站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最好地解释三者之间的复杂关系。

　　不过，即便是向Facebook进行投资，Facebook也不愿向投资人授予董事会的席位。不论是此前的微软还是李嘉诚，都不可能因为投资而获得该公司的董事会席位，当然也就不具有主导权，他们更不可能左右Facebook的未来。

PS：刚刚看到李嘉诚已经公开承认了已经入股Facebook，虽然具体情况确有出入，但觉得数月前的分析还是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的，所以转来和大家一起分享。